《说中国》-历史是生命的延续
许倬云先生的《说中国》，整本书都在试图阐明一个问题，即：何为“中国”？
许老并未用一个静态的时点，或者某几个单一的标准来界定“中国”这个概念。而是从大历史观的角度，以动态的视角阐述了自新石器时代横跨数千年直至清朝，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下“中国”复杂共同体的成形、扩张、涅槃、辉煌和衰败的过程：时间维度，“中国”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空间维度，“中国”的疆域也并非固定如一；而从内涵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也呈现着从幼萌到成熟再到衰败的发展过程。
为了说清楚“中国”，许老将“中国”历史按照不同的发展时期进行分割，并以政治架构、经济体系、社会阶层、文化思想这四个维度为切口，着重讲述了在不同时期内“中国”这一复杂共同体变化发展脉络。
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及至春秋战国，是“中国”共同体成核的时期。
新石器时代中国大地上先后出现了红山、大汶口、良渚等以黍米、稻谷种植为核心的文化圈，随着气候地理条件的变化，最后黄土高原上的仰韶文化以其厚积薄发的属性而崭露头角，成为聚拢吸纳其他文化的核心，并以粗犷的霸权模式构成了夏朝的统治体系；随着东方商人的崛起，商朝取代夏朝成为中华文化聚拢的第二代核心，并以“大都邑-子族-城邑-友邦-方国”的状态构建起同心圆的统治模式；后代关中周人取代商人成为天下共主，以宗族和功臣分封诸国，以血缘关系构建起统治的基础。随着平王的东迁，王室的权威跌落神坛再无约束各诸侯国的力量，诸侯纷争下，为了获取土地和人口的资源，纷纷向外扩展而夯实自己的基本盘，从而促进了中国的扩大；为了争霸而提出的尊王攘夷的口号，意味着华夏族群意识的形成，“内中国而诸华夏，内华夏而诸夷狄”的华夷之分和天下国家的观念就此形成。随着铁器的大量使用，农耕社会的生产力得以极大提升，进而使得社会阶层得以重构，原先的贵族跌落而下层崛起，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也使得以血缘为纽带的地方族群被地缘所替代，丧失了基础的分封制最终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郡县体制下的中央集权。诸子百家的争鸣，都意图为大争之世寻求出路。来源于自然信仰和祖灵崇拜的传统，演变为阴阳五行的学说，而在哲学层面演化为道家，在血缘伦理方面演化为儒家，而在社会实践上又分支出了法家，由此影响中国后世的各派学说得以奠定。
秦汉，是“中国”共同体的长成时期。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期。始皇帝的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其意义在于打造了中华文明统一的文化视觉符号，构建了覆盖全国的道路交通系统，便利商品交换的基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由此，文字和市场，成为了维系“中国”共同体在历次分裂后又得以统一的两大纽带。秦朝确立的郡县制下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模式，使得国家对于基层的管理得以渗透。西汉的察举制则形成了文官体系，并在独尊董仲舒构建的“天人感应”的儒术之下，形成君权天授，天命所归的价值观，从而成为独立制衡君权的体系。加上前述的统一政权体系下构建的全国交通道路网和统一的市场，也促进了中国内部的资源交换和文化融合。在以上三重条件凝聚下，“天下国家”体系的得以构成。
三国两晋南北朝，则是“中国”共同体的涅槃阶段。
秦汉时期顶峰的“三重凝聚”，在东汉时均有不同程度的削弱。“内廷”的设立使得文官的“治权”在与皇帝的“君权”抗衡中处于下风，在人性本能的驱使下，文官体系渐次丧失了“匡衡天下”的理想转而名利的追逐；察举制的漏洞也逐渐成为门阀间利益交换的工具，不仅丧失了人才选拔的功能，也培养了一批以亲缘故旧为纽带的地方豪族，进而随着地方豪族的不断壮大，国家也丧失了对于基层掌控力；儒家知识精英将精力投入繁复的考证，致力于恢复经典，但也使其丧失活力。三国两晋南北朝承袭东汉末年天下国家的衰坏，毋庸为中华的乱世，但民族融合所带来新文化、新基因、新物种也为中国注入新鲜血液，使得已经衰败的天下国家得以涅槃。
隋唐，是“中国”共同体的巅峰阶段。
有了秦汉所积累的厚重基础，也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而“远悦近来”和“包容一切”的气度，使得隋唐有了吐故纳新的能力和底气，最终隋唐以其特有的大开大阖将“中国”共同体推上了巅峰。
宋辽金夏元，是“中国”共同体的再次衰落阶段。
“唐宋大转换”下，宋朝并不是能称之为大一统的帝国，而是与辽金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并立。辽金夏虽然汉化程度很高，但在二元政治的结构下，胡汉族群差异界限依旧存在。面对辽金夏的压迫，宋朝一面无法完全承担起中国的角色，另一方面也使得自安史之乱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隔阂进一步加深，“天下国家”的气度不复存在。此外，儒家自唐中晚期的“复古运动”后，宋朝的儒家精英再次重塑经典，最终产生了儒家的“结晶化”，也最终使得儒家丧失了推陈出新的能力。
元明清，则是“中国”共同体的崩坏阶段。
征服王朝所带来的“暴力”基因深植，以文官为首的治权再也无法抗衡皇权，导致皇权的高度集中，转而将结晶化的儒家思想作为对精英阶层洗脑的工具，并以科举制度的高官厚禄实现对精英阶层的拉拢，加上最后贯穿清朝的“君父、主奴”思想，精英阶层的最后骨气也随之消亡，中国文化跌入盲目自大而又自卑的封闭式陷阱，再也无力面对全球体系浪潮下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与冲击。
许老对“中国”的阐述，视角覆盖万里，时间跨度万年，可谓气势恢宏博大；而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入手解构，以人文科学见微知著，步步挖掘着“中国”的内涵和发展规律，使得我们可以从更加客观和人文的角度来诠释和理解“中国”这一共同体，从而引发个体自身与“中国”之间的共鸣。
“中国”共同体的变化发展，是大周期嵌套着小周期，大循环中嵌套着小循环。以精耕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走过的是一条从繁衍壮大辉煌再到衰败崩解的周期之路，蕴含着生命体的必然规律。在这一条道路上，王朝的兴盛到衰亡也随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规律在变换跳动，时而高亢悠扬，时而低沉哀婉。从分封制下的诸侯列国到郡县制下的三公九卿再到三省六部的格局，中国的政治体系始终在适应着时代而变革，每一个制度诞生之初充满着活力与生机，但衰亡之时同样也是积重难返；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建立系统的宇宙观和知识体系及至逐步僵化，再到佛教等外来宗教的传入本土宗教的兴盛注入活力重回思想交融，及至最后儒家结晶思想禁锢，中国的思想文化同样也是循环在“争鸣”-“成熟”-“僵化”-“回春”-“再僵化”的路上。
生命纵使辉煌，但终有衰败之日；只有吐故纳新，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进而挖掘生命的深度。但正所谓由治入乱易，由乱入治难。阶层的固化（习惯）、利益的绑定（惰性）以及思维的僵化（无知）都会轻易扼杀生机，所以更需要智慧来发现并有勇气去克服。如果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回顾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之前的百年，“中国”虽然在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西方文明面前撞得头破血流差点亡国灭种，但“中国”也始终在学习谋求出路，虽然被动卷入但也主动融合，最终还是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倒，重现着“五胡乱华”后的隋唐气象。作为中国人，我们要自豪生于这个绵延不绝人文厚重的文明；但我们也要学会谦卑，敬畏生命，包容个体的差异，汲取不同的营养，以共通共融的心态接纳变化中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