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也“美颜”：几经修饰，陈桥兵变才变成我们现在熟悉的模样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一些宋初的历史，是宋人不断裁剪、重构、加工、“美颜”后的历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以当代人的视角在记录史实，以服务于当时形势的需要。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有时候，对历史的裁剪重构会变成虚构、伪造，这使得我们这些后人在读史的时候需要擦亮眼睛。
那么北宋初年经过重构加工“美颜”的历史有哪些呢？
我们先看看陈桥兵变。
宋太祖黄袍加身
根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陈桥兵变发生之前，社会上已经有赵匡胤要发动政变传言：
“京师间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独宫中不之知。”
大约与司马光同时期的张舜民在《画墁录》中也记载道：
“太祖北征，群公祖道于芳林园，既授绥，承旨陶穀牵衣留恋，坚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两拜，回来难为揖酌也。’”
在赵匡胤率军北御契丹时，有个叫陶穀的官员竟然未卜先知一般，要对赵匡胤行帝王之礼，还说等赵匡胤回来之后就不能对他行作揖礼一道喝酒了。这分明时知道赵匡胤回来就是当天子了。
根据他们的记载，很显然赵匡胤将发动兵变一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至少说明赵匡胤的宣传工作做的极好，掌控了社会舆论。
宋太祖塑像
《涑水记闻》和《画墁录》只是民间文人笔记，若是官方史书也如此记载岂不是证明赵匡胤代周自立时蓄谋已久的谋朝篡位，那还了得！
官方若是这样秉笔直书，记录入史，势必会影响宋太祖的形象，动摇北宋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如果有意避而不谈也不行，毕竟陈桥驿兵变事实是板上钉钉，北宋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国的，你怎么隐瞒都瞒不过去。
那怎么办？只能重构这段历史，突出北宋得国的正义，塑造太祖仁德的光辉形象。
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些正史里关于陈桥兵变这样的记载：
如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言道：
“显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文武百僚进名奉贺，镇、定二州驰奏，契丹入寇，河东贼军自土门东下，与蕃寇合势，诏今上率兵北征。癸卯，发京师，是夕宿于陈桥驿。未曙，军变，将士大噪呼万岁，擐甲将刃，推戴今上升大位，扶策升马，拥迫南行。”
薛居正将陈桥兵变重构为宋太祖是为形势所迫而称帝的，此后这一说法为正史以及文人士大夫所采纳。如北宋曾巩的《隆平集》也称陈桥兵变是“军士推戴，势不可避”。
宋太祖
这样一来，官家、史家和文人士大夫基本就陈桥兵变达成了共识，如果有人否定这个，就要收到官家和文人士大夫的批判。
宋人魏泰《东轩笔录》记载了一个与此有关故事。宋仁宗时期，有个叫李淑的官员在一个路过后周恭帝柴宗训的坟墓前，参观凭吊一番后，写了一首怀古诗留念：
“弄楯牵车挽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陇才三尺，犹认房陵平伏来。”
李淑的诗传入了宋仁宗的耳中，一向宽厚仁慈的宋仁宗很生气，将此诗交由大臣们评议。翰林学士叶清臣等人认为
“本朝以揖逊得天下，而淑诬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
很明显陈桥兵变经过修饰粉饰已经成为“以揖逊得天下”的典范了，官家、史家和士大夫的不断加工，重构，效果很明显。
于是李淑被削职，郁郁而终。
这算是宋仁宗时期的一个文字狱了。
北宋初期关于陈桥兵变的调子已经定下了，下面要做的就是一些细节的渲染美化了。
经过代代加工、取舍和“美颜”，最终关于陈桥兵变最经典几乎成为标准版本的说法出现在李焘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
史家向来惜墨如金，但是李焘用洋洋洒洒千余字的文辞将赵匡胤天命所归的征兆、被逼称帝的无奈，约束兵士不犯秋毫的仁德一一道来，好像唯恐别人不信似的，大花力气去解释。
自此他的说法成为教科书般的经典之论，成为了关于陈桥兵变的定论。
宋太祖剧照
由于李焘的千余言实在太多，不便引用，我们看看南宋孝宗时期的史家王称的记载，也可从中窥见一斑。
王称在《东都事略》记载道：
“军中共议推戴。戊夜，军士聚于驿门。俄而列校毕集，曰：‘我辈出万死，冒白刃，为国家破敌。天子幼，不如先策点检为天子，然后北伐。’于时，太祖以饮饯宣劝至醉卧阁中，不之省。迟明，军士控弦露刃，直扣寝门，相与扶太祖出听事，被以黄袍。诸校列拜曰：‘诸军无主，愿策点检为天子。’传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太祖叱之，不退，即共拥太祖就马南归。”
王称的记载应该是引用或“抄袭”李焘而来的，去除天命所归征兆等论调，宋太祖被士兵逼迫而黄袍加身已经成为事实的真相了。
或者说，事实就是如此。不管你们信不信，修史者和赵宋皇帝是信了。
重构陈桥兵变时还有一个问题也很突出，那就是当时有很多人都是亲历者，一般的重构根本无法避开现实政治是压力。
最大的压力是来自北宋第二位宋太宗赵光义。宋太宗想突出自己在陈桥兵变中的拥戴奠基之功，也就是他需要史官把他参与兵变并起主要作用事迹也写进去史书之中。
所以重构只能变成虚构，变成伪造了，这已经超出了“美颜”的范畴，是彻底“整容”了。
要看清陈桥兵变，本来最真实的史料是《太祖实录》。太平兴国三年《太祖实录》正式开修，由沈伦监修、李昉等人编修，太平兴国五年九月最终修成。
监修沈伦早年追随太祖赵匡胤，是他幕府中的主要成员之一。而且此时距离国初不远，参与修史的史官有的就是陈桥兵变的亲历者，所以这本《太祖实录》应该真的是实录。
可是这版《太祖实录》最后变成了所谓的《旧录》。因为这版实录没有将太宗赵光义的“功绩”录入其中，所以宋太宗在看过《旧录》后十分不满，认为实录不真不实。
宋太宗
宋太宗明确告知史官，兵变发生时他就在第一现场：
“太祖方醉卧传舍中，朕与赵普、李处耘并在左右。”
于是他要求史官重新修改。
史官这回学聪明了，知道“躬承圣问及”，不时地向太宗皇帝请教求问。
到了宋真宗时期《太祖实录》最终修好，这就是所谓的《新录》。在《新录》中就有了太宗现身陈桥兵变的记述：“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他不但参与，更有劝谏宋太祖约束士兵纪律的功绩了。
李焘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还特别注明：
“《旧录》禁剽劫都城，实太祖自行约束，初无纳说者。今从《新录》。”
就这样，宋太宗按自己的想法，施压史官把自己也加进了陈桥兵变之中。面对来自皇权的压力，史官只好顺从中用手中的如花妙笔进行不得已的“美颜”重造了。
北宋立国之初的诸多历史都是经过类似的加工、美颜，有的是统治者的意愿，有的是统治者优待士大夫政策后士大夫的投桃报李。
史家的秉笔直书的精神终究拗不过现实环境。
陈桥兵变只不过宋代对历史“美颜”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