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介绍：

这是俄罗斯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2020）的演出

曲目：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y Shostakovich）第七交响曲

乐团：俄罗斯马林斯基交响乐团

指挥：瓦列里·格吉耶夫（Valery Gergiev）

俄国作曲家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

俄国作曲家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C大调第七交响曲（作品 60），又被称为《列宁格勒》。这是作曲家在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完成的作品，作品完成后，作曲家将乐曲题献给受德军所围困的列宁格勒，那里也是作曲家的出生和成长之地。

但因为战争的影响，这部作品在列宁格勒的演出直到1942年8月9日才得以举行，当时的列宁格勒电台交响乐团（Leningrad Radio Orchestra）只剩下15名乐手仍留在当地，其他乐手不是已战死沙场，就是仍然在其他的战场战斗，这场演出不得不在全市招募更多能演奏乐器的市民加入进来，才凑足乐手得以演奏。

1941年的列宁格勒，教堂边矗立起的防空高射炮

这是肖斯塔科维奇所创作的15首交响曲中，演奏时间最长的一首，并获得1942年斯大林奖的一等奖。

据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介绍，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应该早于德军入侵前就写好了。第二乐章则是在1941年的9月中完成。那时德军已经开始炮轰列宁格勒，他的创作大部分都是在防空洞中进行。9月29日他在防空洞中完成第三乐章。两日后他和家人被疏散到莫斯科，并于10月22日继续被疏散至古比雪夫，在那里他完成了整部作品的创作。

1942年的列宁格勒街头

作品后续：

1979年，一位移居美国的俄罗斯犹太记者和音乐学家所罗门·沃尔科夫出版了一部做作，名字叫《证言》（Testimony）。

书的作者声称这是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 Dmitri Shostakovich）的回忆录。从这本书中作曲家的“回忆”来看，似乎颠覆了绝大多数人对于《第七号交响曲》的最初理解：对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歌颂，是对牺牲的和还在战斗中的反法西斯战士的纪念和鼓舞。

在《证言》这本书中，肖斯塔科维奇对这首交响曲有以下的解说：

“ ……《第七号交响曲》成了我最流行的一首作品。可是一般人却不太明了这首作品的真正内容，这令我十分伤心，.... 《第七号交响曲》是在战争（二次大战）之前就已计划开始写作的，因此它不可能起源于希特勒的进攻。这个进攻的主题与希特勒是无关的。我写作的时候，是在想着人类的敌人。 ....希特勒是罪魁，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斯大林也是。”

“……我对那些被希特勒所杀害的人怀有无尽的哀伤，可是对那些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被杀害的人们，我的哀伤并不因此而减少。对每一位受折磨、被枪杀、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我都为之哀伤。远在希特勒开始屠杀之前，在我们的国家里，就已经有千万的生命被杀害了。 ....”

“事实上，我并不反对称呼第7号交响曲为《列宁格勒交响曲》，可是它的内容却不是被德军包围之下的列宁格勒，它是被斯大林摧残之后，由希特勒完成毁灭的列宁格勒。”

作为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朋友－所罗门·沃尔科夫声称这些回忆录是在作曲家晚年时（约1971年-1974年）所默录的口述记录，由作曲家签名证实后，再整理出版的（但手稿却从未公开过）。最初不少人，包括多位肖斯塔科维奇生前的作曲家好友、他的两名子女和晚期形影不离的第三任妻子，都质疑其可信性。但随着有更多曾和作曲家共事的亲友，包括前苏联的音乐评论家利柏定斯基（Lev Lebedinsky）、女婿马克列维诺夫（Maxim Litvinov）、大提琴家罗斯卓波维契（Mstislav Rostropovich）等都表态支持本书的真实性。

1991年苏联解体后，肖斯塔科维奇的儿子马克森（Maxim Shostakovich）公开表示《证言》的确是父亲的口述时，书中肖斯塔科维奇表达这种借反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而反斯大林的极权统治的意义就更加被突显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二年六月到七月间，肖斯塔科维奇的这部《第七号交响曲》曾分别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作了首演。但当二战结束之后，西方社会、以至当时的苏联都普遍认为这首作品的政治宣传意识太浓。随着进入冷战时期，这首交响曲的受欢迎程度大减，在往后的数十年，和其他被指同样政治宣传味道甚浓的第2、3、11、12号交响曲都鲜有演出的机会。随着《证言》内容的逐渐被认可，《第7号交响曲》背后的含意也慢慢被显露出来：当时夹在苏联“意识形态”和创作自由夹隙中的肖斯塔科维奇，在经历过1936年因歌剧《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被斯大林猛烈批评之后，继而第一次被苏共公开讉责，他要借风格保守的《第5号交响曲》向当权者妥协才能翻身，《第7号交响曲》亦是源于这种妥协心态。另一方面，长时期受到当局的审查，他其实是借《第7号交响曲》中的侵略主题，暗指当时斯大林所推行的暴政和极权主义统治模式，才是列宁格勒人民所恐惧的。